巧得很,今天,環保部與環保組織同時召開新聞發布會,兩個發布會又同時涉及到了環保督察問題。
就“舍弗勒3000億損失事件”,環保部環評司司長崔書紅公開回應:“有的直接打着環保名義,渲染環保政策因素加劇産品價格上漲,這是一種擾亂市場的行為。”他指出,一些違法排污企業甚至根本不投入環保。
舍弗勒拿政府警告當兒戲
從9月18日開始,“舍弗勒事件”持續發酵。
先是舍弗勒集團大中華區CEO張藝林向上海市經信委、浦東新區政府和嘉定區政府求援,希望為其上遊鋼絲冷拔外協供應商上海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的環保事宜網開一面,寬限3個月,以免因滾針斷供而造成更大的損失。
在緊急求助函件中,張藝林稱,由于環保方面的原因,上海市浦東新區川沙新鎮政府對界龍自2017年9月10日起實施了“斷電停産,拆除相關生産設備”的決定。張藝林稱,在這三個月時間,滾針供貨缺口估計将超過1500噸,理論上将造成300多萬輛減産,産值損失相當于3000億人民币。
而事實的真相是,去年,中央環保督察在上海督察期間發現,界龍公司酸洗磷化工藝不僅沒有環評審批手續,而且這一項目已被政府列為“淘汰關閉類”。因此,上海市有關部門曾在去年12月以及今年3月,兩次要求企業停止生産。今年9月4日,上海市川沙新鎮再次書面告知上海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立即停止生産,如不予配合,将采取“斷水、斷電”措施。
但是,上海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卻把上海市有關政府方面的警告當兒戲。不僅如此,張藝林以将損失3000億為由公開向上海市政府“求助”。
舍弗勒要挾政府的做法招緻輿論痛批。
對排污企業依法監管成常态
在環保部今天召開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崔書紅表示,過去有一些違法排污企業,大幅壓縮環保成本,甚至根本不投入環保,劣币驅逐良币,嚴重破壞市場競争秩序,阻礙了産業結構優化升級。
他說,嚴格環境執法,一方面解決了一些老百姓身邊的環境問題,改善了環境質量;另一方面也促進了經濟結構調整,加快了新舊動能轉換。“對排污企業依法監管已經成為常态,所有的企業都應當适應這種常态,養成自覺遵守環境保護法規的習慣。”崔書紅說。
至于環保督察是否影響了經濟社會發展,是否導緻了原材料上漲?崔書紅給出了一組數據:“1-8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6.7%,比去年同期有較大幅度的提高。1-8月份城鎮新增就業974萬人,同比增加26萬人。二季度末城鎮登記失業率為3.95%,為2008年以來最低。”崔書紅說,今年開展中央環保督察的15個省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同比提高0.95%;沒有開展的16個省份同比提高0.54%。
據他介紹,今年1-8月除水泥産量同比下降0.5%,粗鋼、有色金屬、焦炭、平闆玻璃、紙闆産量同比分别提高5.7%、4.2%、4.0%、3.0%、1.7%,主要工業産品産量都穩中有升,開展環保督察的15個省,粗鋼、有色金屬、焦炭、平闆玻璃、造紙等産量增速還高于全國的水平。
崔書紅指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繼續保持穩中有進,穩中向好的發展态勢沒有變;環保督察沒有對主要工業産品産量造成影響,更不是推動産品價格上漲的直接原因。他認為,産品價格的變化,主要是由供需關系造成的,取決于當前經濟發展的總體形勢以及資源禀賦和市場需求等方方面面。
中央環保督察創下“裡程碑”
環保組織清潔空氣創新中心與環保部宣教中心在今天發布的《中國環境空氣質量管理評估報告(2017)》(以下簡稱《報告》)中對前兩批中央環保督察進行了評價。
他們認為,環保督察由“督企”向“督政”轉變,強化了環境保護“黨政同責”和“一崗雙責”,同時更加重視公衆參與及信息公開,彰顯了我國治理環境問題的決心。
《報告》指出,中央環保督察與以往相比,執法力度之大、範圍之廣、時間之長,是我國環境執法史上的裡程碑。
在環保組織看來,2016年開始的中央環保督察與以往環保部組織的環保督查相比,“‘查’與‘察’的不同,折射出了所觸及深度的不同,中央環保督察可以直接與被督察的省(市、區)黨政一把手直接對話。”《報告》指出,“地方黨委和政府及其有關部門環保不作為、亂作為”是中央環保督察在每個省(市、區)的必查内容。
《報告》認為,前兩輪中央督察加強了監管力度,“環保督察‘督政’是治本,是從根本上治理環境問題,提升環保意識。”《報告》認為,中央環保督察“不僅是一場單純的‘問責風暴’,更是一場深刻的‘靈魂革命’。”
從“舍弗勒事件”看,正如環保組織所言,中央環保督察确實不是一場簡單的問責風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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