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一些人喜歡以環保的名義說事,站在道德至高點,什麼事都往環保身上說。”1日上午,環境保護部大氣環境管理司司長劉炳江頗有些惱火地說。
在環保部當日召開京津冀及周邊地區秋冬季大氣污染綜合治理攻堅行動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問“在中央環保督察過程中,有一些市場産品價格出現波動,有行業内人士認為和環保督察有關,環保部對此怎麼看?”
劉炳江說,“大宗商品的價格波動,是由市場的供需關系來決定的,是綜合原因。”他說,“不要總是往中央環保督察和制定秋冬季攻堅往這方面引”。
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分析說,“這個問題分兩種情形。”他說,一是在中央環保督察組進駐以後,地方借勢借力,切實推動一批依法依規應該解決而平時沒有解決的問題,包括山東、四川、西藏和新疆等省份,這方面力度都很大。早應該解決的問題,比如明顯違法違規,明顯應該關停的作坊、污染源等,這次借勢借力解決了。
“對于這種情況,我們是鼓勵的。”劉長根說,“當然,我們也希望通過督察,地方上形成長效機制,不要等督察組去了才行動,要加大平時工作的力度。”
劉長根說,第二種情形是一些地方,特别是一些基層黨委政府由于擔心督察組進駐後發現問題,追他們的責任,所以提前把企業都停了、都關了,影響人民群衆的正常生活,可能影響短期的、局部的産品供應,“這是亂作為,我們堅決反對。”
劉長根舉例說,第四批督察進駐前夕,環保部得知成都市一些餐館無故停業的消息後,即請督察組立即與當地政府溝通。成都市高度重視,立即發文明确相關要求,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可。“我記得第一批中央環保督察時,我們在河南省反饋的時候,就講到在河南省有的地方采取簡單粗暴的方法應對督察,也及時做了糾正。”
此前有市場分析人士稱,7月下旬以來,山東、山西等地焦化廠受環保影響限産在30%左右。焦化受環保限産的态勢在8月份仍持續。
2017年5月下旬,環境保護部派出的巡查組在河北省邯鄲市巡查。攝影/章轲
河北省環保廳8月初發布的《重污染天氣應對及采暖季錯峰生産專項實施方案》,要求采暖季期間(11月15日至次年3月15日),對沒有排污許可證的焦化項目延長結焦時間至36小時,對國家産業政策限制類焦化項目延長結焦時間至30小時,對排放不達标的責令停産,全省焦化企業限産達30%左右。
東方證券首席石化分析師趙辰認為,2017年3季度化工品價格普遍觸底反彈,尤其是随着近期多地環保核查,部分産品價格更是出現了暴漲。今年市場普遍将價格上漲歸因于環保帶來的供給收縮,但從數據看,無論是2016年還是今年上半年,需求增速都很快,并沒有看到供給收縮。因此環保的真正影響并非在于降低産量,而是調整了結構。所以,“環保是調結構、而非控總量”。
專家認為,通過環保“卡位”,将中遊污染嚴重、分散高耗能的小産能關停,提升了優質産能的市場空間和議價能力。并且通過原材料漲價,進而倒逼下遊沒有成本轉嫁能力的小企業退出。上下遊集中度的提升,又簡化了不必要的流通環節。通過這樣一場寒冬,實現了全産業鍊的優勝劣汰,在改善環境的同時,也完成了國民經濟質量的提升。
“環境保護在短期内對地方經濟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但并非主要因素。”中國環境規劃院一份環境決策參考報告說。
中國環境規劃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多位專家通過對浙江、唐山、淄博等實地調研認為,環保治理的高額投入加大了企業投資和運行成本。在市場不景氣的情況下,企業短期内加大環保開支,造成利潤率下降,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企業效益。淘汰落後産能,關停污染治理無望的企業,在短期内對地區生産總值、利稅以及就業等造成了一定負面影響。
尤其是對于地方政府來說,一定程度上會減少财政收入,經濟轉型過程中的陣痛在所難免。然而,上述 環境治理措施本身就是倒逼經濟“丢包袱、擠水分、提升經濟發展質量”的重要舉措,可以為我國壓減低端産能、發展高端産業騰出更多空間。
這份報告說,實證研究表明,環境保護對經濟具有優化促進作用,能夠有效拉動經濟增長、驅動産業轉型升級、催生綠色經濟發展、減少經濟增長的環境代價。加強環境保護對經濟發展利大于弊。
數據顯示,“十二五”前期(2011-2013年)我國環保投入共計2.33萬億元,拉動GDP增加2.56萬億元,占同期GDP的1.64%。《水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實施預期帶動GDP增加5.7萬億元,《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的實施拉動我國GDP增長1.94萬億元。在宏觀層面上,我國逐年增加的環保投入起到了拉動經濟發展、拉動内需、增加就業等較為積極的影響。
有調查顯示,近年來,浙江省加大生态環保投入,從2008年的36.78億元增長至2014年的81.6億元,年均增長約17%,有力支持了傳統 産業升級和高新技術産業發展,帶動了節能環保産業發展,獲得環境質量與經濟質量雙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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