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經濟将成中國經濟新優勢

 

　　中國正處在從高速發展向高質量發展轉換的關鍵階段，需要培育新的發展動能。不久前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要提升産業鍊水平，注重利用技術創新和規模效應形成新的競争優勢，培育和發展新的産業集群。

 

　　應當看到，在當前經濟運行穩中有變、變中有憂，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新經濟卻在快速發展，成為撐起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天地。

 

　　國家統計局最近對外公布的數據顯示，根據《新産業新業态新商業模式統計分類（2018）》和《新産業新業态新商業模式增加值核算方法》，經核算，2017年全國“三新”經濟增加值為129578億元，相當于GDP的比重為15.7%，比上年提高0.4個百分點。按現價計算的增速為14.1%，比同期GDP現價增速高2.9個百分點。

 

　　“三新”經濟為我國高質量發展奠定基礎

 

　　“三新”經濟是新産業、新業态、新商業模式的簡稱，是經濟中新産業、新業态、新商業模式生産活動的集合。

 

　　國家信息中心分享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于鳳霞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全球經濟增長乏力、我國經濟處于“三期疊加”、下行壓力較大的背景下，大力發展“三新”經濟，是新常态下培育經濟新增長點和新動能的需要，更是實現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需要。

 

　　“未來需要新的動能挑起經濟新周期的大梁。”萬博新經濟研究院副院長劉哲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三新”經濟具有很強的跨界融合特征，在農業、制造業、服務業等領域的結合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溢出性，通過跨界融合、重塑商業模式、促進新科技成果轉化，在形成新經濟增長點的同時，也能對相關産業起到帶動和激活效應。另外，“三新”經濟以互聯網為核心基礎設施，以數據為核心資源，其增長空間不受傳統自然資源和環境的限制，發展潛力巨大。

 

　　中國财政科學研究院宏觀經濟研究中心副研究員蘇京春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也指出，無論以技術要素引領還是制度要素優化而形成的“三新”經濟，一旦形成可觀規模，就勢必具有如矽谷那樣厚積薄發的可能性，從而在較長時期内實現推動經濟質量與數量的增長。

 

　　“三新”經濟發展快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工業發展研究室副主任鄧洲在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認為，“三新”經濟發展快，主要表現為體量大、增長空間大、關聯性強。

 

　　于鳳霞認為，除了“三新”經濟增加值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斷提高、第三産業在“三新”經濟發展中尤其突出外，基于新技術應用的新業态和新模式也大量湧現，網上購物、移動支付、共享經濟等新興産業迅速崛起。

 

　　蘇京春表示，短短幾年的發展時間，“三新”經濟已經以标志性的智能、個性化服務、社會化共享、跨界融合等多維特征涉足三大産業的方方面面，而且還有大批量正在探索磨合的領域逐步浮現。

 

　　“‘三新’經濟發展快主要體現在軟産業領域，包括高附加值制造、知識、新金融、信息、文化等，它們的共同特點都是需求旺盛的領域，順應消費升級和供給升級的大趨勢。”劉哲指出，中國經濟的未來不取決于供給老化的産業，而取決于新産業、新業态和新商業模式将創造哪些新需求，形成多大的增長新動能。

 

　　“三新”經濟發展成我國傳統産業動能轉換推動力

 

　　加快培育新動能是推動我國經濟轉型升級、提質增效、行穩緻遠的重要途徑。而“三新”經濟的發展對我國傳統産業的動能轉換發揮了重要作用。

 

　　鄧洲表示，一方面，“三新”能夠突破傳統産業轉型發展的桎梏和障礙。另一方面，通過新的業态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可以在非技術環節培育新的市場，或者實現傳統産業與新興産業的深度融合。

 

　　蘇京春認為，新技術與傳統産業的融合會産生新業态，這是“三新”經濟發展對傳統産業動能轉換大力推動的核心路徑。這種融合會形成新供給，新供給會形成新需求，新供給和新需求的響應會形成新市場，新市場運轉會帶來新價值，新價值會形成新增長。

 

　　“‘三新’經濟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傳統産業動能轉換的重要推動力。”于鳳霞說，“互聯網+農業”的全面推進正在打造農業新模式；制造業“雙創”平台成為制造業與互聯網融合發展的着力點；電子商務、共享經濟、移動支付、智慧物流等的蓬勃發展，顯著提高了服務領域資源配置效率。

 

　　劉哲指出，“三新”經濟發展有利于推動傳統産業“生産性思維”轉型，不再僅僅專注于降低生産成本、提高産量和銷售量，以獲取更多的利潤，而是側重于發現、創造并滿足消費者的深層次需求。通過新技術、新理念、新流程等重塑傳統産業的核心競争力、設計理念、業務拓展方式和生産流程，為傳統産業賦能，推動傳統産業從提高生産效率，到提升産品質量，再到提升産品價值，讓傳統動能煥發出新的活力。

 

　　“三新”經濟蘊藏着四大新動力

 

　　于鳳霞指出，“三新”經濟蘊藏着四大新動力：一是新理念帶來新動力；二是新技術帶來新動力；三是新模式帶來新動力；四是新制度帶來新動力。

 

　　蘇京春則從五個方面來看“三新”經濟的動力。

 

　　第一，新就業模式和就業崗位，有利于增加國民收入、增加再分配路徑、培育消費群體等。

 

　　第二，新消費路徑，有利于彌補供給短缺、創造新需求、回應個性化需求等。

 

　　第三，新市場平台和新價值，以信息要素為第六類要素的趨勢已在經濟實踐中愈加凸顯，平台經濟對信息有聚合效應，信息的相關分析又會形成新的産業鍊，達成行為和信息經濟的新價值實現，是不可忽視的新動力。

 

　　第四，新的緩解發展瓶頸的路徑，生态環保綠色發展等領域的新探索，實際上有望在一定程度上緩解我國經濟發展的生态資源環境制約。

 

　　第五，新資源共享模式，能夠讓有限的最優質資源發揮乘數效應。

 

　　“三新”經濟未來發展前景可期

 

　　由于“三新”經濟蘊藏着巨大的新動力，因此專家一緻看好其發展前景。

 

　　于鳳霞表示，“三新”經濟依托于移動互聯網、大數據等現代信息技術，一方面，可以大大降低交易過程中供需雙方相互尋找、讨價還價、安全保障等成本；另一方面，也在不斷地激發出新的社會需求，并創造出新的供給。

 

　　鄧洲也指出，“三新”經濟的未來發展前景十分可期：一是能夠形成新的産業；二是創造新的财富；三是能夠降低經濟和社會運行成本；四是為人類創造更加美好的生活。

 

　　“主導産業随時代變遷而轉移，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劉哲表示，中國目前的“三新”經濟占GDP的比重隻有15.7%，未來發展空間和潛力巨大。重視“三新”經濟的發展，順應了工業社會後期經濟發展趨勢，也是推動新舊動能轉換，提升經濟發展水平和質量的産業發展方向。

 

　　蘇京春也對“三新”經濟的前景持樂觀态度。不過，她認為，若想要成為未來的發展趨勢，就現階段的發展态勢來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一方面，在技術方面還須繼續紮實深入，形成從基礎科研到市場化研發的多條完整邏輯鍊，真正實現技術要素層面全球領軍式的突破、引領，甚至能夠形成技術儲備，這是“三新”經濟在未來能夠持續發力的必經之路。另一方面，有必要在人力資本方面做好長期規劃，尤其是與此相關的基礎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等，避免未來出現青黃不接的尴尬局面，牢牢掌握住“三新”經濟的核心競争力。

 

　　發展“三新”經濟要有針對性新舉措

 

　　鼓勵發展“三新”經濟要有針對性的新舉措。劉哲表示，在破舊立新過程中，要盡量克制地、謹慎地使用行政幹預的手段，更多要依靠市場。創新的方向需要在市場的摸索、試錯、反複配置調節中确定。此外，政府要更好地發揮作用，構建創新友好的營商環境是重要抓手。在繼續改善硬環境的同時，力求在軟環境建設上不斷有新突破，直面企業的關切點，為“三新”經濟營造一個創新友好的法律軟環境、穩定可預期的政策軟環境、與新經濟對接的融資軟環境和具有吸引力的人才軟環境。同時，引導相關機構對各省區市營商環境進行獨立、客觀、量化的第三方評估。而且還要加大對創新資源開發的财稅支持力度。在傳統的固定資産“加速折舊”、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的基礎上，建議進一步将“加速折舊”“加計扣除”的範圍擴大到對知識産權、數據建設、設計創意等創新資源開發方面。

 

　　鄧洲表示，未來發展“三新”經濟，一要降低“三新”發展的商業成本；二要形成促進“三新”發展的商業氛圍；三要明确一些重點突破的領域。對于中國而言，一方面要充分利用巨大消費市場的優勢，在應用環節加大創新力度，形成獨特競争優勢。另一方面，加強“三新”與我國最具優勢的制造業的深度融合，通過“三新”促進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也依靠制造業優勢帶動“三新”的發展。

 

　　“需要在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方面予以政策引導和支持，鼓勵和引導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将技術創新應用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通過創新驅動擴大産業發展空間。”于鳳霞表示，還需要加強現有政策制度與“三新”經濟的适用性研究，抓緊修改已經明顯不适用的法律法規。還要積極推進資本市場制度創新，積極推進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為“三新”經濟發展提供不可或缺的信用保障。

 

　　蘇京春指出，為科研松綁是技術騰飛的基礎條件。打好人力資本的底子，這就要求公共政策應當注重教育質量、教育方略以及教育公平。此外，把解決“三新”經濟企業的融資難問題真正落到實處，并在此過程中特别謹防檸檬市場、逆向選擇、劣币驅逐良币。稅收優惠方面，則可按照統一市場統籌考慮，不單純依靠稅收窪地來實現。

 

　　“三新”經濟給監管提出更高質量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與傳統産業不同，“三新”經濟具有新的發展規律，也對監管提出了更高質量的要求。

 

　　劉哲認為，“三新”經濟擴張速度更快要求監管效能更高，需要利用先進的信息化手段，實現監管效能從“算數級監管”進入到“指數級監管”。此外，“三新”的高創新性特征要求監管的包容更高，不能簡單采取“一刀切”的方式，需要給予創新一定的政策容忍度。同時，“三新”經濟波動的非連續性也要求監管的前瞻性更高，要在監管上作出前瞻性的安排，防止與創新産品的發展脫節。

 

　　于鳳霞也表示，要堅持“鼓勵創新、包容審慎”的原則。對新業态、新模式看不準的時候，需要有一個“觀察期”，在出台監管措施時，要認真研究論證，既要防止其不良行為，又要引導其健康規範發展。此外，要堅持“底線原則”，針對實踐中出現的突出問題要堅決予以打擊。同時，還要堅持“協同治理”的原則。除了政府監管，還要充分發揮平台企業内生治理的作用，充分發揮行業協會、聯盟等社會組織在加強行業自律方面的作用。

 

　　“‘三新’對于監管而言有很多全新的地方，很多并不屬于傳統監管的範疇，或者傳統的監管手段難以有效監管。”鄧洲指出，一是明确監管的目标。監管的目标是促進“三新”的健康發展，保護合法和符合倫理道德的企業和組織。二是監管的工具要适應新的變化。應對業态和模式創新，監管需要進行工具創新和模式創新。

 

　　蘇京春認為，在監管方面，應當“深入紮根，從嚴着手，以監為養，以管為扶，逐步放寬”。